預測市場思維：當概率取代恐懼，我們才能真正自由

原文標題：當一位父親用預測市場緩解育兒焦慮

原文作者：Polyf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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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Daisy， 火星財經

上周二早晨，我站在小學的接送隊伍中，手扶着兒子的背包，僵在那裏。剛剛過去的周末，又一場校園槍擊事件佔據了新聞的頭條。

當他興奮地跑進學校大樓時，我感到胸口那熟悉的緊繃感——一種令人揪心的感覺，仿佛隨着他們逐漸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變得更加獨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開車去上班的路上，我播放了一本正在聽的長篇有聲書：《無聲告白》（Say Nothing），一本關於北愛爾蘭衝突（The Troubles）的歷史記錄——從1969年到1990年代末長達三十年的反殖民暴力時期，期間有186名兒童遇害。

北愛爾蘭在某些時期是真正的戰區，街頭充斥着爆炸、槍擊和軍事存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那些無辜受害者的慘狀，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那些被意外傷害甚至殺害的兒童。然而，當你實際計算數據時，發現在整個那段恐怖時期，一個孩子每年的被殺風險大約是每10萬名兒童中有1.2人。

參與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s）讓我開啓了大腦中的分析部分，以至於它幫助我處理那些曾經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對美國校園槍擊事件的數據進行了計算。

目前，K-12學生因校園槍擊死亡的年度風險大約是每10萬名學生中有0.06人。我兒子——2025年就讀公立學校的學生——面臨的統計風險比1975年在貝爾法斯特上學的孩子還要低。換句話說，在北愛爾蘭衝突時期，一個孩子被暴力殺害的概率是今天美國學生在校園槍擊中死亡概率的20倍。

這個認知並沒有讓校園槍擊事件變得不那麼悲慘。每一起槍擊事件都是絕對的災難，是社會未能保護兒童的失敗。但它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讓我能夠允許我的兒子自由地生活。

焦慮陷阱

關於信息時代的育兒問題，有一點沒人告訴你：你的大腦在評估風險方面本質上是糟糕的。我們的大腦天生會對生動、情緒化的威脅作出反應——那些伴隨着突發新聞警報和Twitter/X不斷推送的悲慘事件。然而，我們並不擅長將這些威脅與基礎概率和統計可能性進行正確權衡。

這正是預測市場思維的作用所在。

預測市場通過匯集來自多個來源的信息，並迫使人們在自己的信念上投入實際賭注來運作。它們在切割噪音方面表現卓越，因爲它們懲罰情緒化推理，獎勵準確性。

你無法僅憑自己的感受在預測市場中維持一個立場，你需要從實際概率的角度思考，拋開情緒。我並不是建議我們都變成對孩子安全問題冷漠無情的計算機器。

我建議的是，採用一種概率思維的框架——這種讓預測市場有效運作的心理模型——可以成爲一種真正改善生活的工具。

解構概率

在那天早晨送孩子上學後，我開始將這種思維框架應用到更多的焦慮中。不是爲了否定它們，而是爲了讓它們回歸合理的大小。

我開車的頻率比普通人要高，於是我查了相關數據：美國人因車禍死亡的年度風險約爲每10萬人中有12人。這確實是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風險顯然很大。但有一點我之前沒有考慮到：當我調整爲自己是一個專注駕駛的人，不會在駕駛時用TikTok直播後，我的個人風險顯著下降。

還有更多因素：我不酒駕，我總是嚴格系好安全帶，我不開車時發短信，而且我的車配備了現代安全功能，這些都是我父母那一代人從未擁有的。每一個因素都會進一步降低風險。

通過計算數據，我意識到雖然駕駛確實有風險，但我的具體風險狀況遠低於新聞所暗示的。更重要的是，它幫助我明確了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些我可以控制的行爲因素。我無法完全消除風險，但我可以謹慎對待。

預測市場的思維方式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所有可用信息中，我應該真正關注什麼？

不確定性下的決策

這種思維方式在重大人生決策中尤其強大。我們是否應該爲了工作機會而搬家？我們的孩子是否應該跳級？我是否應該嘗試實驗性的氯胺酮治療？

傳統建議是列出優缺點或“聽從直覺”。但預測市場思維提供了一種更結構化的方法：估算不同結果的概率，爲這些結果賦予粗略的價值，然後查看預期價值計算的建議。

當我妻子考慮換一份收入較低但可能更有滿足感的工作時，我們陷入了困境。

然後我們開始逐步拆解：

⇨ 她變得更快樂的概率是多少？（我們估算爲70%）

⇨ 她會變得多快樂？用一個我們可以粗略量化的尺度來衡量。

⇨ 財務壓力導致嚴重問題的概率是多少？（我們估算爲20%）• 這些問題會有多嚴重？

僅僅是通過這個分析過程，甚至還沒得出最終結論，就已經明顯理清了我們的思路。我們意識到我們過度關注了財務風險，因爲它很具體，而低估了滿足感因素，因爲它比較模糊。

我的預測市場思維迫使我們明確自己的假設。我們做出了改變，有時確實很難，但這是正確的選擇。

框架的局限性

我需要明確一點：這並不是要把生活簡化成一個電子表格。然而，生活中的許多掙扎可以被視爲被我們誇大的威脅，或者因爲我們對風險校準錯誤而忽視的機會。

概率思維並不意味着冷漠或計算，它意味着對我們實際知道的事情與我們恐懼的事情保持誠實。它意味着區分“這感覺很可怕”和“這實際上很危險”。

日常生活預測市場

實際情況如下：

在決策之前： 不要問“我應該怎麼做？”，而是問“可能的結果是什麼？每種結果的概率是多少？”把它們寫下來，並賦予粗略的百分比。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思維在哪些地方不夠清晰。

當感到焦慮時： 問自己有什麼證據會改變你的評估。如果沒有任何證據能改變（比如無論風險是0.001%還是10%，你都同樣擔憂），那麼你面對的就不是校準過的擔憂，而是需要用不同方法處理的廣泛焦慮。

對於反復出現的擔憂： 記錄它們。我開始記錄每次我擔心孩子可能發生的具體情況。一周後，我發現我擔心的那些生動的場景沒有一個發生，但確實發生了一些我從未擔心過的事情（比如在操場上的受傷，或者一個我沒預料到的新行爲問題）。這並沒有讓我完全停止擔憂，但它確實讓我能夠更客觀地看待世界。

與伴侶發生衝突時：不要爭論某件事“太危險”或“完全安全”，而是給它賦予數字。例如：臨牀氯胺酮治療的結果是什麼？研究組中有多少人經歷了糟糕的體驗，又有多少人經歷了完全的精神重生以及心理健康問題的緩解？收集數據，然後做出決定。

生活在分配中

從這種思維方式中獲得的最深刻洞察並不關乎任何單一決策，而是接受我們生活在一個概率性的宇宙中。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曾說：“這個世界的真正邏輯是概率計算。”

壞事會發生，好事也會發生。大多數事情會介於兩者之間。你無法通過優化來實現零風險，而試圖這樣做可能會讓你錯過生活的完整質感。

當我想到北愛爾蘭衝突時期的父母，他們每天把孩子送到學校，盡管周圍有真正的暴力，我並不認爲他們在疏忽。他們做出了一個理性的選擇：生活必須繼續，而另一種選擇——讓孩子因恐懼而被鎖在家中——是一種不同形式的悲劇。

預測市場思維最終提供的並非確定性，而是清晰性。並非無所畏懼，而是有針對性的擔憂。並非消除風險，而是明智地區分哪些危險應該改變我們的行爲，哪些不應該。

我仍然會在送兒子上學時感到擔憂，也許永遠都會。但現在，當胸口開始緊繃時，我可以停下來問自己：這種恐懼是否與實際風險成比例，還是我的大腦在做它通常會做的事——災難化思維，尋找威脅，試圖保護我最愛的東西？

通常是後者。而我正在慢慢學會，讓他輕鬆地走進學校大門，同時也讓自己的心情變得輕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