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受到压力：现代经济学如何变得依赖于无休止的货币创造

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经济时，传统的经济理论崩溃了。凯恩斯主义在这场危机中崛起，成为一种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革命性框架，将政府干预置于经济管理的中心。起初作为应对大规模失业和通货紧缩螺旋的措施，逐渐演变成塑造全球政策决策的主导宏观经济哲学。然而，今天，凯恩斯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质疑其关于增长、稳定和货币本身作用的基本假设。

在其核心，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不能高效自我修正。当私营需求在经济衰退中崩溃，企业投资枯竭，工人被裁员——引发恶性循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只有政府行动才能打破这种下行螺旋。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减税或直接向家庭转移资金，政府可以刺激总需求，恢复充分就业。这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衰退和复苏的思考方式。

从危机应对到政策标准：凯恩斯主义如何成为主流

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发生得相对迅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计划首次大规模检验了凯恩斯原理。各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福利扩展和公共就业计划——旨在向经济注入资金并刺激支出。虽然关于新政是否真正结束了大萧条的争论仍在，但全球政策制定者接受了其核心逻辑：在经济低迷时期，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推动复苏。

到二战后时期，凯恩斯主义已成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管理的思想基础。当经济衰退来袭，政府习惯性地使用相同的工具：基础设施支出、减税和福利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让这些方法大放异彩。各国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银行获得数万亿的救助，中央银行将利率降至接近零。最近，COVID-19疫情促使采取更为激进的财政干预——直接现金转移、企业支持计划和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

这些政策反应并非偶然。它们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逻辑：通过政府行动维持需求，比让市场通过失业和通缩“清算”更为优越。

混合路径：货币政策如何与凯恩斯理论融合

最初的框架设想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是管理经济周期的主要杠杆。然而，几十年来，发生了重大转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倡导货币主义，主张控制货币供应和利率应成为主要焦点。现代政策制定者并未将两者视为对立的哲学，而是将两者融合。

这种融合在新凯恩斯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一种既坚持凯恩斯对需求管理的信念，又采纳货币主义者强调中央银行工具的思想的混合体。中央银行作为经济管理者变得重要，利用利率调整、量化宽松等货币工具。当传统财政政策陷入政治僵局或受限时，中央银行在2008年危机和COVID-19大流行期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债券购买计划。

菲利普斯曲线——暗示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权衡——也反映了这一演变。弗里德曼等人成功地指出，这一权衡在长期内并不成立，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假设之一。现代经济学家吸收了这一批判，将焦点转向通过货币政策管理通胀预期，而非仅依赖财政支出。

如今，这一框架依赖于财政和货币当局的协同运作。赤字支出为政府项目提供资金，而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确保低借贷成本。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一种揭示现代经济学根本依赖的关键相互关系。

法定货币陷阱：为何凯恩斯主义需要无限的货币供应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但常被忽视的现实：现代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本质上依赖于法定货币体系——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创造和控制的货币，没有实体商品的支撑。

逻辑很简单。凯恩斯的干预措施要求政府运行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债务来融资。中央银行随后扩大货币供应，以保持低利率，使债务变得可控。没有自由创造货币的能力，这些干预措施就变得不可能。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或固定供应安排中，政府在支出和借贷方面面临严格限制。

法定货币消除了这些限制。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实际上直接融资赤字。它们可以进行量化宽松——购买资产以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它们还能长时间将利率人为压低。所有这些工具都离不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

这种依赖关系更为深远。通胀目标制——现代货币政策的基石——只有在中央银行控制总货币供应时才能实现。在货币供应固定或与商品储备挂钩的体系中，中央银行无法实现通胀目标——整个需求管理框架也将崩溃。

远离法定货币的转变不仅会限制凯恩斯主义，还会从根本上使其核心机制——赤字支出和货币扩张——在硬货币环境中无法运作。该理论依赖于无限制创造货币的能力；没有这一点，系统就无法按设计运转。

市场效率论：为何奥地利经济学家拒绝凯恩斯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一框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系统性地批判凯恩斯主义，挑战其最基本的假设。

扭曲的投资决策：奥地利学派认为，人工设定的低利率和政府刺激会制造虚假的经济信号。低利率误导企业家进行看似有利但在正常市场环境中无法持续的投资。当现实重新显现时，这些“错误投资”会被暴露，引发政府试图避免的衰退。从这个角度看，衰退是必要的修正——痛苦但必要的资源再配置。政府干预只是推迟了这一调整，确保了更大的危机。

生产优于消费：虽然凯恩斯主义强调刺激需求和消费，奥地利理论更重视生产和储蓄。真正的财富积累来自于对生产能力的真实投资，而非短期支出增加。政府刺激计划鼓励短期消费，牺牲储蓄，破坏了长期增长的基础。奥地利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用当期的救济换取未来的繁荣。

通胀问题：凯恩斯的赤字支出通过货币扩张融资，必然导致通胀。从奥地利的角度看，货币贬值会破坏价值，侵蚀储蓄，扭曲理性投资的价格信号。它伤害储户，惠及借款人，尤其是政府。长期成本包括购买力减弱、资源错配和经济不稳定——远远超过短期刺激的益处。

挤出私人企业：当政府大量借款以刺激经济时，会与私人借款人争夺信贷资源。这会推高利率，使企业投资变得更昂贵、更少吸引人。奥地利学派认为，持续增长应源于私人创业和市场驱动的投资，而非出于政治动机的政府项目。凯恩斯刺激会挤出真正的繁荣引擎。

道德风险与依赖：对凯恩斯主义长期信誉最具破坏性的是其制造的扭曲激励。当政府承诺在危机中救市，企业和金融行为者会冒更大风险，知道救助是有保障的。这种道德风险导致反复出现金融泡沫和危机，形成对政府干预的恶性依赖循环。治病反而成了病根。

通缩的平衡：比特币如何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假设

比特币的出现或许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最根本的挑战。比特币总量限定在2100万枚，形成一种预期会随时间升值的通缩货币。这直接颠覆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假设。

在比特币的经济模型中，持有货币变得理性，因为其价值会升值。相较于消费，储蓄变得更有吸引力。在这种通缩动态下，传统的凯恩斯刺激措施变得无效——为什么要增加消费，而不是等待货币升值？整个需求侧经济的机制在这种环境中崩溃。

更广泛地，比特币的固定供应代表了一种对无限货币创造的哲学挑战。在以比特币为基础的货币秩序中，政府失去了通胀货币或无限借贷的能力。中央银行无法进行量化宽松。赤字支出变得真正受限。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只有在法定货币可以扩张的情况下才有效——变得无法使用。

比特币通过恢复对货币扩张的限制，与奥地利经济学原则保持一致。其技术设计体现了奥地利学派倡导的“良币”原则。与依赖持续货币增长和政府裁量的凯恩斯主义不同，比特币按照预定的、不可协商的规则运行。没有中央权威可以推翻它们。

加密货币的崛起和对“良币”替代方案的持续关注，表明对依赖法定货币的经济框架的怀疑正在增长。无论比特币是否成为主要的货币媒介，其存在都验证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奥地利批评：经济稳定不能永远依赖无限货币创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