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支付通 真的能改變香港跨境支付格局嗎？

導讀

2025年6月22日，人民央行與香港金管局聯合推出的**“跨境支付通”（CBPC）**正式上線。這一系統首次實現內地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IBPS）與香港“轉數快”（FPS）的直接互聯，將跨境匯款時間從過去的幾天時間縮短至現在的幾秒，手續費降低超50%，並支持人民幣與港幣直接結算。對我們這些專注於Web3領域合規的律師來說，這項由“國家隊”主導的金融基礎設施，究竟是爲企業赴港發展提供了一條高效的新通道，還是預示着一場合規重構：跨境支付領域效率與監管之間的深度博弈？

跨境支付通是怎麼打破傳統支付困境的？

（一）效率革命：從“天”到“秒”的清算躍遷

傳統電匯依賴 SWIFT 多級清算，到帳需1-3天；而跨境支付通直連內地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IBPS）與香港快速支付系統（FPS），實現秒級到帳。費用方面，傳統模式手續費通常爲 0.1%+電報費，而支付通目前暫時實行0手續費。操作上，支付通免除SWIFT代碼填寫，支持手機銀行一鍵匯款，效率大大提升。

（二）幣種直兌 + 場景白名單

人民幣與港幣直兌不構成“變相買賣外匯”，避免了《外匯管理條例》第45條的風險。在場景管控上，支付通採用白名單機制：包括境內居民個人匯出至香港地區銀行帳戶的**“南向便利化匯款業務”，可選擇人民幣匯出、人民幣或港幣到帳；香港居民個人匯入至內地銀行帳戶的“北向便利化匯款業務”，可選擇港幣或人民幣發起、人民幣到帳；以及個人與機構間的“雙向跨境人民幣支付業務”**，如留學繳費、公共事業繳費、就醫、薪資和補貼發放等，可選擇雙邊本幣或雙邊人民幣匯款。內地參與機構辦理跨境支付通相關業務應遵守跨境資金結算相關業務管理規定，依法履行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和防擴散融資合規要求，建立健全跨境支付通匯款業務風險監測機制，提高風險防範能力，加強對可疑交易的監測，保障業務平穩有序開展。

跨境支付通vs穩定幣

（一）效率與成本的直接對比

跨境支付通在法幣體系內首次實現了“準實時到帳”與“低成本匯款”的跨境支付能力——秒級清算、零電報費、手續費降幅超過50%。這一效率和成本優勢，直接對標了穩定幣（如 USDT、USDC）長期以來宣稱的核心優勢，即無需中介、快速轉帳、節省費用。

跨境支付通的出現，無疑會擠佔穩定幣在純法幣兌換和轉帳效率層面的生存空間。當合規路徑能提供秒級、近乎免費的服務時，用戶尤其是普通用戶和企業使用穩定幣進行簡單跨境轉帳的動力可能會大幅削弱。

（二）合規性的巨大差異

與效率相比，合規性差異才是兩者分野的根本所在。跨境支付通作爲根正苗紅的“國家隊”產品，天然嵌入現有金融監管框架，用戶和機構使用它沒有額外的合規疑慮。而加密貨幣或穩定幣目前正面臨全球範圍內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在香港，雖然政策相對開放，但針對穩定幣發行和交易的專門監管框架尚未完全落地，存在政策不確定性。使用加密貨幣進行跨境支付，對於企業尤其是受強監管的金融、貿易類企業而言，合規風險極高。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目前跨境支付通僅支持部分小額場景的應用。而在邊緣性、非標性或Web3原生的支付場景中，穩定幣仍具備不可替代的靈活性與技術優勢。從趨勢來看，跨境支付通有望逐步拓展適用場景：從目前的個人對個人（P2P）應用起步，逐步擴展至個人對機構（P2B）、機構對機構（B2B）、機構對消費者（B2C）等多元化跨境資金使用場景。一旦開放企業對企業（如：跨境結算、供應鏈付款、項目融資等），跨境支付通與穩定幣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合規優勢可能會成爲決定性因素。

跨境支付通背後的法律風險和法律合規

跨境支付通的推出，不僅是一次技術升級，更是一場合規體系的深度重塑。作爲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聯手打造的“國家級”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其背後承載的法律挑戰絕非簡單的小額支付擴容那麼簡單。每一筆交易、每一個接入節點都可能引發合規風險、反洗錢義務乃至監管套利空間的系統性法律問題。

（一）利用跨境支付通“出金”的法律風險

對於希望將虛擬資產或境外資金合法轉回內地（即“出金”）的內地居民而言，當前的跨境支付通機制並不具備適用性，也存在明顯的法律風險。根據現行制度，跨境支付通的“北向匯款”（即從香港向內地匯款）適用於“香港居民向內地居民匯款”這一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您是中國內地居民，即便在香港持有合法開立的銀行帳戶，也難以通過“轉數快”（FPS）系統實現向內地銀行卡的匯款操作。系統會在身分識別、用戶匹配等環節加以限制。

有人可能會提出所謂“變通方案”，例如：“我可以把變現後的資金匯給一位香港本地朋友，再由他使用跨境支付通把錢轉給我內地帳戶。”看似可行，但這類**“代轉”行爲實質上構成了虛假交易或規避監管操作**，涉嫌繞過交易真實性審查和反洗錢機制，存在明顯的合規風險。雖然目前跨境支付通在技術層面尚未對業務背景材料進行逐筆審核，但這並不意味着個人或機構可以規避真實交易原則。監管機構始終保有事後審查與可疑交易追溯權力，一旦被判定爲通過不當方式規避資金出入境監管，不僅相關資金可能被凍結，還可能引發行政處罰或刑事調查。

（二）跨境支付通小額先行背後的風險管控

跨境支付通選擇以小額爲起點，本質是將系統置於可控風險的“監管沙盒”中運行。從合規邏輯看，小額交易天然降低了反洗錢（AML）、反恐融資（CFT）的壓力，因爲單筆資金規模有限，每筆交易都綁定真實場景，即使出現異常交易，其社會危害和系統性風險也處於可控範圍。

對監管層而言，這是一場壓力測試，通過觀察海量小額交易的資金流動模式，可精準打磨反洗錢監測模型，比如識別高頻小額拆分匯款等規避行爲，同時檢驗 IBPS與FPS直連系統的穩定性。這種“先試點後推廣”的思路，與 Web3 領域“監管沙盒”優先保障安全，再逐步釋放創新價值的機制異曲同工。小額是起點而非終點。隨着系統成熟，跨境支付通的場景與額度拓展將遵循風險可控、分步推進的邏輯，但每一步都需跨越合規的深水區。

（三）反洗錢（AML）與反恐融資（CFT）的潛在盲區

跨境支付通雖被賦予“秒級到帳”的技術能力，但在合規領域，“快”並不意味着可以降低風控標準。

根據中國《反洗錢法》與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等規定，任何跨境支付交易必須履行KYC（客戶身分識別）、STR（可疑交易報告）、CTF（反恐融資）等合規義務。支付通當前以“小額、實名、白名單場景”爲設定，意圖將交易置於低風險區，但這也存在以下幾個法律風險：首先，結構性拆分交易：惡意行爲人可能將大額非法資金拆分爲多筆小額交易，在支付通系統中分批匯出，以逃避傳統銀行系統的審查閾值。這將對支付通系統的行爲識別模型與大數據分析能力提出極高要求。其次，虛假場景注入：支付通目前支持如留學繳費、就醫、薪資發放等指定場景，部分企業可能通過虛構交易背景、僞造合同等方式實現資金跨境流轉，形成“合規外衣下的套利通道”。最後，中介濫用風險：第三方平台如支付聚合商、電商平台、API服務商等接入支付通後，可能將服務擴展至灰色地帶，如代付代收、無真實交易背景的資金歸集、隱形佣金支付等。此類行爲若未被及時識別與監管，可能放大系統性風險。

（四）監管套利與“境內外資金循環”風險

在資本項未完全開放背景下，跨境支付通若被企業或個人用於繞行跨境融資、資產轉移或加槓杆運作，如內地居民通過支付通向香港帳戶匯出大額“薪資”，再通過穩定幣或虛擬資產平台轉回內地，構成資金轉口與套利；以及香港企業將應付款項“包裝”爲工資發放、勞務支出，借支付通避開境內收付匯管理，形成無外匯登記的灰色融資路徑。因此，監管機構未來極可能加強對支付通的“場景穿透”監管，對交易結構、資金流向和收付款人背景進行全鏈條審查。企業必須確保交易具有真實、合法、可驗證的背景資料，防範被視爲非法外匯交易或虛構合同逃匯。

律師有話說

跨境支付通以“小額”爲支點，正在重塑香港跨境支付的底層邏輯，它既是效率革命，更是合規革命。對個人與中小微企業而言，高頻小額需求的滿足可以激活了長尾經濟，讓跨境支付變爲“日用品”。對香港而言，這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一步，通過“安全+高效”的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增強對全球資金與創新企業的吸引力。隨着場景拓展與技術迭代，“小額”的邊界將逐步打開，但核心邏輯始終不變：合規是前提，效率是手段，普惠是目標。對赴港企業與 Web3 從業者而言，理解這一邏輯，善用支付通等合規工具，才能在香港跨境支付的新格局中站穩腳跟，抓住真正的長期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