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國大加關稅 最後怎麼收場？

1930年6月17日，華盛頓的天空格外晴朗。

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裏，赫伯特·胡佛總統用他那支鍍金鋼筆，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陽光透過落地窗灑在文件上，映照出“保護美國工業”幾個大字。

那時的總統先生或許****不知道，這個看似保護美國經濟的決定，將成爲20世紀最嚴重的經濟政策失誤之一。

“總統先生，您確定要籤署這個法案嗎？”

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最後一次試圖勸阻：

“就在昨天，又有200名經濟學家加入了反對陣營。”

胡佛很清楚國務卿的意思，但抬起頭時依然眉頭緊鎖：“亨利，你看看窗外！街上到處都是失業的工人，農民們在賤賣他們的糧食。我們必須保護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三個月後，加拿大駐美大使詹姆斯·克賴頓怒氣衝衝地離開國務院大樓，他剛剛收到渥太華的緊急電報：

立即對美國農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

但這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是一場全球貿易大戰的開始。

前奏

每一次重大決定，都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好一點的叫順勢，不好的叫被迫。

1930年代的美國，屬於後者。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29年10月24日，那個被稱爲“黑色星期四”的早晨。

紐約證券交易所內，衆人都死死盯着不斷下跌的道瓊斯指數，他們的額頭滲出汗珠，手中的報價單甚至已經被汗水浸溼，表情裏充滿緊張、驚慌。

交易大廳裏不斷傳出喊叫聲：拋掉！全部拋掉！

和衆人恐慌的表情相對應的，是自己客戶的資產在短短幾小時內蒸發殆盡。

這一天，華爾街損失了相當於今天450億美元的財富，而這，也僅僅是開始。

和股市裏崩盤相比，普通美國人的生活似乎還暫時沒有受到暴風吹襲。

那些還在鄉間小路上，開着老舊福特卡車的小農場主，反而有點幸災樂禍，因爲剛剛經歷了咆哮的“20年代”，看着華爾街的人賺得盤慢鉢滿，然後風花雪月，自己似乎沾不上邊，他們早就羨慕嫉妒恨。

不過，他們也並非沒有煩惱，最大的一個，就是法國人賣過來的歐洲小麥，價格比他們的低，影響了他們的生意。

這一切，在另外一羣人眼裏，成爲可以大做文章的議題。

這批人，就是政客。

曲線

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使得國會山的走廊裏，擠滿了各類政治說客，他們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般活躍。

雖然七嘴八舌，好不熱鬧，但議題其實只有一個：

那就是要不要對外加徵關稅，以保護美國經濟。

最初只涉及農產品的法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迅速膨脹。

鋼鐵大亨查爾斯·施瓦布派來的說客成功塞進了保護鋼鐵業的條款；紡織業巨頭威廉·伍德也不甘示弱，爲棉紡織品爭取到了更高的關稅。

但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卻很憤怒，他認爲這簡直是在玩火！

他闖進參議院聽證會現場，將一疊厚厚的報告摔在桌上，質問議員們“你們知道這樣做會帶來什麼後果嗎？”

這位汽車大亨的聲音在會議廳裏回蕩。

但沒人理會福特的警告，參議員裏德·斯姆特甚至嘲笑亨利，你還是回去操心怎麼把你的T型車賣出去吧。

會場爆發出一陣哄笑。

1930年6月13日，衆議院以222票對153票通過了這項法案。

四天後，胡佛總統在白宮舉行了盛大的籤字儀式。

攝影師的鎂光燈閃爍間，但也有一些人，臉上掛滿了憂慮，比如財政部副部長奧格登·米爾斯。

高潮

1931年春天，紐約港顯得異常冷清。

碼頭工人們蹲在空蕩蕩的貨倉前，百無聊賴地抽着劣質香煙，情緒很低落，因爲他們已經三周沒有英國貨船靠港了，據說英國佬都改去澳大利亞做生意了。

與此同時，在底特律的汽車工廠裏，工頭們擠在一塊，正宣讀一份令人沮喪的通知：

由於加拿大對美國汽車徵收50%的報復性關稅，工廠不得不裁減30%的工人。

流水線上的工人們面面相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昨天還在爲這項“保護美國工業”的法案歡呼。

最諷刺的是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們**，**雖然外國農產品被高關稅擋在了國門之外，但歐洲人也停止購買美國農產品了。

愛荷華州的農場倉庫裏堆積如山的玉米，價格已經跌到連運費都不夠付，那些曾經抱怨法國小麥太便宜的農民，最終選擇關掉自己的農場。

讓我們看看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

**國際貿易：**1929-1933年間，全球貿易額暴跌60%。美國出口額從54億美元驟降至16億美元。

**失業率：**從1929年的3%飆升至1933年的25%，相當於每四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失業。

**GDP：**美國經濟總量縮水近30%，從1040億美元降至730億美元（按當時幣值計算）。

在芝加哥，失業工人排起的隊伍綿延幾個街區；慈善機構的救濟食堂裏，曾經的中產階級紳士們和流浪漢一起排隊領取免費的面包和湯。

1933年，新上任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白宮地下室裏發現了一份塵封已久的文件。

他的經濟顧問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指着上面的數據告訴羅斯福，這就是美國“成功”把全世界都擋在門外的代價。

第二年，羅斯福推動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RTAA），授權總統與其他國家談判降低關稅**，**無需國會逐項批準。

這打破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的高關稅壁壘（美國平均關稅一度超50%），標志着美國從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

國會將貿易談判權讓渡給總統，使貿易政策更靈活高效，爲後續貿易協定（如關貿總協定GATT）奠定基礎。

1934-1939年，美國與22國籤訂貿易協定，對協定國出口增長61%（非協定國僅38%），農業和工業品受益顯著。

1934-1947年間，美國通過雙邊談判將平均關稅從約46%降至約25%，促進了貿易增長。

RTAA的互惠原則，成爲1947年《關貿總協定》（GATT）的核心規則，推動戰後多邊貿易體系建立，最終發展爲世界貿易組織（WTO）。

RTAA雖然由民主黨推動，但戰後共和黨也支持自由貿易，形成“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共識，即開放市場與國內社會保障並行。

部分行業面臨進口競爭，批評者認爲協定犧牲了特定羣體利益，但整體上美國經濟從全球化中獲益。

RTAA成功扭轉了大蕭條時期的貿易孤立主義，推動了美國與全球貿易的自由化進程。

其核心邏輯——通過互惠協定降低關稅、擴大市場——成爲現代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石。

RTAA還直接影響了1947年GATT的談判框架，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主導了戰後以規則爲基礎（而非單邊保護）的貿易秩序。

盡管後續出現保護主義回潮（如1970年代或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但RTAA奠定的多邊合作框架仍深刻影響着當今國際貿易。

尾聲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總會驚人地相似。

任何大事件的發生，理由其實都差不多，無非就是保護自己，解決社會問題，保家衛國，等等。

這些理由當時看都站得住腳，只不過，結果卻有好也有壞。

那些因爲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整個國家和人民帶到坑裏去，還把週邊國家都坑慘的歷史案例，比比皆是。

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檔案室裏，保存着1930年那1028位經濟學家的聯名信，泛黃的紙頁上，有一句被反復劃重點的話：

關稅築起的牆，最終圍困的只會是自己。

我不知道特朗普發起的這輪貿易戰會如何收尾，但歷史上類似的事件其實並不少，即使他們不是經濟的，如1961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如果說古巴太遠，普通人感受不到，那柏林的查理檢查站，雙方在僅有100米的路口，用已經裝滿炮彈的坦克對峙，高高的炮筒都瞄準了對方。

普通的柏林市民，最近距離地目睹了這場差點把世界帶入核戰危險的場面。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我想說的是，最後理性戰勝了一切，雙方最後達成妥協，避免了一場災難。

說實話，所謂的關稅大戰，比起64年前的柏林查理檢查站上的對峙，微小得多。

既然將人類置於毀滅的事件，最後都談妥了，我沒有理由不堅信，這場關稅大戰最終走向終結的地方，只有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

談判桌！

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見的話。

當然，在談判桌上，大家應該有所堅持，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妥協。

因爲，堅持只需要在胸口寫個“勇”字，而妥協，要腦袋裏裝滿智慧才行。